我们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在延安时期★■◆■。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同时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表明，我们党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时★◆，就提出了“民族形式”和“中国的特点”问题■◆■■，而对■■★★“民族形式”和◆★“中国的特点”的重视，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1943年5月，《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时期，中国人注重以民族的形式阐释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善于从优秀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借用“知”和“行”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表述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借用《封神演义》中★★◆★◆■“法宝”的说法，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中国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借用★◆★■■“愚公移山”的寓言◆■■■◆■，阐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赋予“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科学内涵，上升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等等★■■■★■。同时，还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明确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目标和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借用《诗经》中“小康”一词，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设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这一时期，我们党还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命题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把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延安时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写下了大量理论著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政策。这是在延安时期撰写的主要著作。新华社发 高风/摄

　　习不仅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十分注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汲取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文化传统相得益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理想◆★★；文化强国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吸收和发展了关于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思想；等等。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一思想的创立◆■★■、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最有力体现■★★★，也是我们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阐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推进到新境界。

　　更多内容，详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欧阳军喜文章《从历史维度看“第二个结合■■◆◆◆”》

　　中国从成立之日起■■■，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样一种立场贯穿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推进而不断拓展和深化。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针对国内关于京剧的发展问题出现的争论，他提出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针对历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的不同看法■◆■★■，提出要■◆◆■★■“百家争鸣”◆■◆★★■；针对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古今■★”关系和“中外■★◆◆”关系，提出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方针解决了文化建设中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问题，至今指导着我们的文化建设。